[15][美]奥尔波特等：《谣言心理学》，刘水平、梁元元、黄鹂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然而，我国宪法不但规定了人民作为主权主体，而且规定了一种双重的主权代表者结构。因此在宪法实施中，对看似有矛盾的宪法条款进行解释或修改就是一种制宪者自己与自己的反思均衡，对社会现象做出违宪或修改宪法的决定，就是制宪者与社会之间进行反思均衡的结果。
第5条第3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比如，为什么82宪法要规定人身自由，很显然是制宪者面临一个重要的制宪环境或条件：文革惨痛经验教训告诉每一个制定者，如果在宪法中不规定人身自由，则将来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剥夺人身自由[51]，正是这种历史环境与际遇确定的制宪条件决定了人身自由条款必然被制宪者选择并写入宪法。简要说来，罗尔斯认为，一个正确的实践判断并不能从笛卡尔式的基础真理之处演绎推导出来，它本质上是人的具体判断与社会基本公正结构所确定的正义原则相互比较、适应与尽量吻合的过程[56]。[6]我把这种结构概括为中国宪法两个最基本的特点：制度上不存在单一的实施主体。因此，在特点一之下，法院对国会的监督就变得毫无障碍，因为它不是对主权者的侵犯。
宪法序言强调的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正与这种现代性的气质相吻合。一种是设立与全国人大平行的宪法委员会，由有威望的人组成。因为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各种自由与权利，尤其是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使得每一个公民运用ration来表达和追求不同的good都应该是被允许的，否则这就是一个压制和专断的社会，所以民主宪政体制本身暗含着反对至善主义(perfectionism)。
作者简介：王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现代语言分析哲学揭示，实践活动的本质是对特定规则的遵守[7]，规则是实践的前提，在不同的前提下就会有不同的实践逻辑[8]。公共理性在其中的表现是：（1）通过反思均衡实现解释的融贯性宪法解释首先要确保的是建构的规范要与其他规范在价值上保持基本的融贯。当一个人准备提出作为社会公平合作的原则和标准、并愿意遵守这种原则和标准时，如果这个人也可以确保其他人也将同样如此，则他是理性的。
罗尔斯认为理性公民还表现在他能够接受判断负担，能够对他的判断与推理负责[42]。第一，中国宪法实施的动力应该是理性还是意志？宪法是一种根本规范，然而，我们为什么要遵守宪法？从政治哲学上看这个问题就是问对社会规范的遵守究竟源于自然欲望的社会力学还是建立在公民能力基础上慎思的理性[9]。
早期的社会契约论者在处理人为什么要服从诸如社会契约这类实质宪法时，都会强调因为它是主权者作为一种权威所必然具有的结果，例如普芬道夫写到：义务是由主权者灌输到人们心中的，这个主权者不仅有能力惩罚那些反抗者，还可以仅仅出于他个人的判断而剥夺我们的意志自由。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孰能当是？[18]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三是担心‘权比法大的问题难以解决。宪法文本的开放性归根结底由其所在的社会语境的复杂性所决定，由中国对六十年国家治理经验基本反思与总结所决定，是文本接受社会信息，再将之规范化以后呈现出来的复杂样态。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现代民主政治建立在世俗生活秩序之上，也就是马克思.韦伯所强调的，承认人以精确的筹谋和理智的计算追求俗世的快乐与幸福，承认每一个人理性的平等与理性规则的普遍。然而，对于宪法实施而言，重点却不在于实施程序的建设，原因即是，制宪以及宪法实施的程序都是一种不完美程序，它本身的正义依赖于程序的非程序性条件，只有建构并论证这些非程序性条件的正义性，程序产生的结果才是正义的。现行宪法实施三十年告诉我们，它的实施充满张力，但也充满着机遇与生机，我们要寻找到推动它永续发展的动力，除了理性还能相信什么呢？ 注释:感谢中国宪法学研究会2012年会、第二届海峡两岸公法学论坛（政治大学）、香港城市大学2022年中国公法学会议、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2012年会、新法学2012年会等给予我主题报告的机会，并对以上会议中各位师友的评论、批评表示感谢。
[74]（2）通过反思均衡实现解释的正当公共理性在宪法解释中第二个表现就是宪法解释还需透过反思均衡检验解释结果是否正当。第33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如霍布斯诉诸的自然的上帝，卢梭强调的立法者享有的如上帝一般的智慧，中国王道政治则将王道建立在天道监督之下：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现出灾害以谴告之，君主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32] 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及对整个国家政治共同体影响之反思可以参见【美】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甘阳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王汉斌：关于宪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文集》（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87页。例如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规定：对本基本法的修正不得影响联邦划分为州，以及各州按原则参与立法，或第1条和第20条规定的基本原则就是一种典型的内容上的限制。[72] 许崇德：《新中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73] 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1月版，第127页。J.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p. 237.[69] J. Raz, The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Press2010.[70] Ibid.[71] 也可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最高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从而，中国宪法是一个开放的价值结构，但背后也隐藏着紧张，而这些价值在转化为立法与制定公共政策时就会表现出现实与具体的规则冲突。[39]康德的两种实践理性也就分别转化为这种人拥有的追求正义的能力和追求善的能力。
第二，中国宪法实施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善还是正义？如果宪法实施的动力应该是理性，那么这种理性具体内容是什么？这取决于理性的目标。（2）民主政治对公民身份的必然要求82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简单说来，由于哈贝马斯所言的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到来，稳定的价值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只能从追求共识结果的正确性转向形成共识过程的正确性。这种样态从根本上反对以权力纵向传递为基础的意志论模式。
先简单做一个学理辩护：（1）提出根本规则的标准就是宪法文本，基本工具就是宪法解释。所以，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必然要求宪法实施主体的多元性，而不必然由最高法院所垄断[65]，因为反思均衡的广泛性取决于实施主体的多元，取决于他们之间充分的沟通与论证。
[23]所谓责任，也就是义务，是人对客观的道德法则的符合，就是作为道德上的人必须承担的东西，它构成了对主观的情绪、欲望和爱好的一种理性克服与约束，责任的戒律越是崇高，内在尊严越是昭显，主观原则的作用也就越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更重要的是，他诉诸于人有reason，也就是正义感，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会在公共理性支配下产生与他人合作的道德意愿，而这是宽容精神与平等精神的根本来源，因此当人实际上存在各种资料的不平等时，人人都会希望通过相对合理分配社会的共同资产相互调剂补足来得到更大的社会及经济利益[52]。所以，我们也可以解释合宪性推定为什么具有避免宪法危机的重要功能，因为当被审查的法律条款背后的实践原则相比之制宪时的正义条件更具有道德优越性时，我们就不能宣布它违宪，要知道制宪时的正义条件是可以修改的。
在政治生活中对于一个具体的宪法判断而言，比如某个事件/案件/立法是否违宪，则必须通过将我们的判断与宪法确立的宪法规范相互解释以确定它们是否符合。（四）公共理性对中国宪法实施的根本意义公共理性对于当代中国宪法实施尤其具有根本的意义。
[37]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通过一种公民能力和代议机关工作研究的理性方式克服权力意志的历史端倪，而82宪法最终明确规定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社会团体、个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行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责任则证明了82宪法实施的动力最终依靠一种建立在公民理性基础上的公民责任予以体现的逻辑。2.反思均衡要求不断回溯到宪法文本所凝聚的宪法共识前面已述，公共理性体现在反思均衡方法运用中，而反思均衡一个根本的要求就是反思者必须不断回溯到宪法文本，回溯到制宪时所确定下来的一些基本原则，并透过这些原则去理解和描述制宪时的基本条件。
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在本质是说中国宪法是一部充满了现代性进取精神、高扬物质文明的宪法。
…因而在‘左思潮下，当有的领导鼓吹无法无天时，没有受到党和人民群众应有的抵制。罗尔斯认为，现代社会人的任何一种实践判断都不是自明的真理，但会有一些经过相对深思熟虑考虑后形成的暂时的结论（provisional fixed point），例如不应该迫害异教徒，它绝非从来都被认为是真理，但如果我们要确定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它是否成立或更具体讲在一个有宪法的国家它是否合宪，需要我们将这个具体判断与宪法确定的相关原则进行互观与对照，运用理性眼光在原则与原则之间往返流盼，就象一个人挑一件合适自己的衣裳，要在自己的身材与所选衣物间不断进行试穿。因为，按照罗尔斯的论说，反思均衡本质上是道德原则之间的互观和权衡，而宪法规范恰好在本质上更接近一种法律原则，而不是法律规则，与一般法律规范不同，宪法规范的价值性与抽象性正符合对价值最大实现之诫命的原则性格[57],因此宪法判断，尤其是违宪审查的本质其实就不是判断宪法规范与具体法律条文是否相符，而是判断它们背后的原则是否能相互圆融自洽、相互适应，是一种原则与原则的权衡。不少人仍然把党的领导置于宪法之上，党组织和党员没有自觉遵守宪法和维护宪法实施的观念。
因此相当多的国家对于修改宪法都做出形式和实质上的限制。[17]天成为规定人伦秩序的基础规范，构成了一切礼（习俗）与德的基础，并赋予对这种秩序违反行为（罪）以惩罚，很显然这就是一种组构政治秩序的中国古典宪法观。
四、通过公共理性实现宪法权威宪法实施是实现宪法权威的根本保障。社会契约（宪法）与法律是公意的产物，主权就是公意的运用，所以永远不能转让。
所以，法院对人大的立法进行监督就是对主权行使者的直接侵犯，而法官也没有直接处理价值问题的能力。（一）公共理性的工作对象：规范建构而不是程序建构中国宪法实施的机制应该是一种规范建构，也就是对宪法条款的含义予以揭示并体系化[60]，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程序建构，这是公共理性的必然要求。
